华夷论

       儒家有三辨：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华夷之辨也，皆辨之极严而不容乱者，泯此一辨，即非儒家。何为华，何为夷？华者，华夏也，唐儒孔颖达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夷者，夷狄也，野蛮乏礼义之谓夷狄。自轩辕垂衣裳而治，作礼乐，明宪章，而始分华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继之，未有替也。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闻以夏变夷者，未闻以夷变夏者也。”船山曰：“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大矣哉！立天立地立人，以为纲维，防禽之杂于人，夷之杂于华，小人之杂于君子，圣人扶长人类、华夏、君子之意也。禽杂于人，则人极毁；夷杂于华，则礼教陵；小人杂于君子，则天理灭，如草之杂于禾，而禾叶萎。故圣人防之至严，不容紊乱。《易》曰：“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与物同生，而有灵蠢之异；华与夷同长，而有文野之别；君子与小人同居，而有义利之分，不可不分，不分则乱。人不与禽同行，华不与夷同居，君子不与小人同学，岂若彼浮屠以众生平等，狗子皆有佛性，而混之不分，取之无择乎！

      华夷之辨垂自黄帝，而深明其辨者，则自孔子。昔者周之衰也，犬戎侵，镐京沦，东都徙，纲纽失，王室衰微，诸侯放恣，战乱不止，篡弑相寻。孔子惧，作《春秋》，有微言，有大义，而大义严乎华夷之辨。内中夏而外夷狄，褒君子而贬小人。君子降为小人，斥之以名；诸侯若用夷礼，贬去其爵，盖华夷之辨尤甚于君子小人之辨也。桓文以霸道威诸侯，而《春秋》褒之，为能尊王攘夷也。华夷之辨，古今之通义也。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管仲能辅桓公拒楚伐狄也，非管仲，则中土几沦于夷狄之乡，中夏之服为右衽，夷狄之服为左衽也。于是见圣人于华夷之辨，辨之极严；于族类之危，忧之至深，所以作《春秋》而垂之万世，俾后人以为防也。孟子乃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驱猛兽，兼夷狄之功。大患不在诸侯，而在夷狄。周有犬戎之乱，汉有匈奴之逼，西晋沦于五胡，宋明亡于蒙满，讵非史之殷鉴哉！于是而见圣人之忧及万世也。君臣至重也，惟有君召臣，未有臣召君，而晋文召周王于河阳，坏君臣之礼也，而孔子进之，知攮夷之大于君臣之义也，虽逆于君，而顺于华，圣人不以此过易彼功，大其功而略其过，岂若后世小儒死守君臣之义，而毁夷夏之防哉！善继孔子斯义者，莫过于王船山，船山《读通鉴论》以桓温虽篡，犹贤于戴异族为君也，温有废帝之逆，而褒其复蜀之功。今人或以华夷之辨为封建糟粕者，岂知其为昭大义，保族类之法典乎！

      华夷之辨不可不严，严之以扶长中夏，宽之则启夷狄之僭，而生蹈天之祸。汉武帝，三代以后第一雄主也，采春秋华夷之辨，用公羊九世复仇之义，反击匈奴，逐及漠北，功继桓文，防汉亡于匈奴，故武帝虽有劳民之罪，而汉之群臣犹进世宗庙号，《汉书》表其雄材大略，彼时尚明华夷之辨也。而自浮屠进，以众生皆有佛性，则华夷不分内外；万物皆为平等，则人禽奚有贵贱？裂地维，毁人极，魏晋遂徙匈奴入内，与华同居，乱夷夏之防，流无穷之祸，而知船山辟佛，诚有深因也。呜呼！华夷之辨，圣人垂之于万世，而浮屠灭之于一朝，其罪大矣！浮屠原出天竺，胡人贵之，而引入中国，彼以西方为极乐，岂有华夷内外之别？彼以出世为终极，岂有天下治乱之忧？本为胡教，何有于华夷之义？胡人引之，汉之败类尊之，遂溃夷夏之防，而导五胡之乱也。

      今之学者或以华夷之辨止在文化，谓“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呜呼！此伪儒许衡谄蒙元之言，乱夷夏之防，恶足信哉！华夷之辨亦有三辨：辨文化、辨民族、辨地域。文化别礼义，民族异血气，地域分内外。杞用夷礼则贬之，楚近夷俗则拒之，辨于文化也；桓公救燕伐狄，《春秋》大其功，辨于民族也；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辨于地域也。善哉船山之言华夷曰：“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若徒以文化地域辨华夷，则元魏、北周、辽、金、元、清、日本皆用华夏文化，或居华夏之地，而可许之为华夏乎？曾国藩之愚忠，助满清灭太平，挟既胜之威，而惮于反清，知有文化，而不知有民族也，彼岂明华夷之辨哉！伪儒许其卫道，谬矣。满清入寇，剃发易服，日本、朝鲜犹袭华夏衣冠，则斥清之华夷变态，而以中华自居，而世固不以中华视之，彼实偏居孤岛，在诸夏之外也。至于“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杞用夷礼，楚近夷俗，圣人固贬之，贬其用夷礼，近夷俗，而非以杞楚为夷狄也，书称杞子，楚子，而异于称夏外为北狄、东夷也，安可不辨乎？故夏用夷礼，圣人鄙之而非绝之，夷侵诸夏，则在所必摈。元清伪儒侮圣言，鬻道统于夷狄，而进夷狄为华夏，使康乾几于文、武，犬豕厕于羲、农，诚孔子之罪人，《春秋》大义所必诛也！

      或曰华夷不分内外，引《孟子》书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欲明圣人无分东西，故言之不审耳，未可据为典要也。雍正据此以驳曾静，欲泯汉人华夷之辨。虞舜、文王皆黄帝之裔，所居处中原之外，而固与夷狄有别，非东夷西夷之人也。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是盗入室而奉以为主，鄙哉！乱春秋之大义，亵圣人之微言，罪不可逭矣！

       或曰：“华夷之辨，封建时代落后之观念也，自诩为华，而视周边民族为夷，是狭隘自大，且具种族岐视，乃种族主义，君复引之，其意何在？”

       则答曰：华夷之辨，古今之通义也，岂因时代而易哉？圣人所以保卫族类文明，不使族类文明亡于蛮族也。中国之所以屹立至今，不似古希腊、古罗马之亡于蛮族，一蹶不振，亦不似古印度之亡于雅利安，百代为奴，犹太之灭国，千年漂泊，华夷之辨有以维之也。华夷之辨，贵华贱夷，以华夏有礼义，夷狄无礼义也，以夷为耻，则拒夷甚深，耻染夷俗，耻奉夷狄为君。虽有败类之儒奉夷狄为君，而主流之士固耻戴之，春秋之义必将贬之也，故华夏危而复安，亡而复起，以蒙古之横暴，满清之阴鸷，亦不能终使汉人戴之，俟其衰微，则乘之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近世孙中山之口号也，而今人多已忘之矣。贵华夏，贱夷狄，以华夏礼备，夷狄礼不备，有文野之别，抑夏亲而夷疏，岂圣人私其族哉？人之爱人必先爱其父母，人之情也，仁之始也，可谓之狭乎？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谓之悖德；则人之爱天下必先爱其族类，亦人之情也，治之始也，则亦不可谓之狭也，不爱其族而爱天下则为乱仁。华夷之辨，华族所以自爱自卫也，而固不侵夷，天下太平，则可与夷和也。所以视四周为夷者，诚以周边文明皆远不及中国，故名之为夷，若罗马帝国，文明近于中国，则称大秦，而不以夷狄视之也，何有于种族岐视？华夷之辨且大于今之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惟有民族情感，而华夷之辨不但含民族主义，且含文明精神，夷狄猾夏，固攘之，夏用夷礼，亦贬之，文明野蛮之辨也，岂可比于泰西种族主义哉！夷狄猾夏，夏之耻也，而文明亦因滞退，揆之蒙古灭宋，满清灭明，我华夏文明乃日退而不进，故船山曰：“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则华夷，不容不辨也，辨之以攘夷狄之侵；夷狄，不可不攘也，攘之以保华夏之文。自晋宋以降，中夏亡于夷狄者数，忽夷夏之防也。今日复倡华夷之辨，欲以继春秋之义，复兴华夏；鉴宋明之亡，深防外族，以之自尊自信，使我华夏复卓立于寰宇，此志士之共勖也！

附：

《春秋》内华夏而外夷狄，不许夷狄治中国，使夷狄治中国，必为中国之祸也。夷狄治华夏，必使衣冠倒置，礼乐废阙，文化遭摧毁之痛，汉人受奴役之苦，五胡乱华，羯赵治下，羯人可殴汉人，汉人不可殴羯人，石虎更加之以重役，死者甚众。蒙元之治，种分四等，儒为九下，辱汉愈甚。满清虽尊孔子，不过以科举笼络汉之士为之臣耳，而布文网甚密，篡改毁坏华夏典籍，文字狱频繁，吕留良案，明史案，言之痛心，四库全书虽名修书，毁书不亚于修书，触其忌者多为篡改，学者有“清修四库而古书亡”之叹。其为阴鸷，可胜道哉！世人多艳称康乾盛世，而当时学者唐甄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康乾盛世”且如此，况其末世哉！满清三百年文化几无足观，文狱兴而学术岐，考据盛而圣学晦，陵夷至今，中国因之落后于西洋，继之以西洋日本之侵，其为耻辱祸害，尚忍言哉！夷狄之不可治中国亦明矣！船山屡言夷狄之祸，以诫后人，慎勿奉夷狄为主哉！

或疑难曰：中国之篡盗，其残毒生民，毁坏文礼，与夷狄相去几何？则曰：不然，中国之篡盗，其篡也，害于上而虐不及下，其盗也，既为帝，则视此民为吾民，不肆意虐之也，其初或不贤，而不害子孙为贤，同为汉人，则防之不如胡人之深，治之不如胡人之刻。而使夷狄主中国，必大肆其残虐，以立其威；大布其网禁，以强其权。既非同类，则虐使而无所恤，而猜防愈深，禁锢愈深，满清文字狱所以旷古也。故圣人于篡盗讨之，而于夷狄尤摈之，船山曰使桓温成功而篡，尤贤于戴异族为君。管仲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以为绝对，非类虽有贤者，而于民族立场，必与华异，必不为吾民族虑，故不可不防也，春秋诸侯，异国尚异心，况异类乎！桓温犹可为治者也，而李自成，贼也，不可有为，然余亦以为使李自成成功而代明，犹贤于戴满清为君，自成虽非贤，而无对汉人之忌刻，子孙未必不贤。满清之君虽稍有惻隐之心，而终不改其一贯防汉抑汉之策也，然则孰能使夷狄与华夏一心治中国哉！绝不可使夷狄治中国也，圣人惕惕以此设此防，严此界，而后之败类乃坏之，延夷狄入中国为君，其得罪于圣人，毒极于中国，祸及万世，何如其大哉！

       读王船山《尚书引义》，亦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

       呜呼！其故何哉？汉之代秦，犹能数秦之暴，《史记》列《陈胜世家》，表彰其反秦之功。蒙古之暴，过于秦，而又为夷类，明之伐元而复中华，正矣！乃尊元为正朔，贬陈友谅、张士诚，掩其反元之功，人之度量相去，如此之远哉！

       功利兴而大义不明也！船山曰：“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卫辄，而不得为义，卫辄者，一时之乱人也。推此，则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去之以就有道，而讥其不义，而义愈乱。何也？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春秋者，精义以立极者也，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齐桓公次陉之师，晋文公城濮之战，非奉王命，则序其绩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犹书爵以进之；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则书逃归以贱之；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吕留良之徒曾静曰：“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 自秦汉以后，此义多不明，夷狄可君也。魏收尊索虏，宋濂饰蒙元，赵尔巽美满清，皆史家之耻也。朱子之贤，集注于此义亦不发，吕留良、曾静发之，难能矣！而莫明于船山。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妊矣。”许其尊王攘夷之功也。义有大小，华夷之义大，一时君臣之义小，圣人许其大，而略其小，攘夷大功足盖不死君之过，岂可复责君臣之义？ 后世多只知君臣之义，不知君臣之义上有华夷之义在，则或责其君臣之义，而没其攘夷之功，若责桓温、刘裕，可谓不公矣，责小而略大也。或赞其君臣之义，而掩其事夷之大垢。明太祖不知义也，于元不降之臣，死元之臣，皆褒之，欲以导臣之忠，而忘其事夷之大垢，实以害义，害华夷之大义。华夷大义，不可泯，义有大小，不可不辨。忠君，义也，忠于暴君，则不可，忠于夷狄，则大不可，不问其所忠，而皆褒之，失义矣！ 若飞廉、恶来，忠于殷纣者也，而周武王诛之，逆顺之分，助纣为虐，不可免也。明太祖之去周武王远矣，纣犹中国之君也，元则夷狄之廷也，忠于纣且诛之，忠于元乃褒之，则为恶者皆可以死君免恶，以忠君免诛矣！以小义害大义，太祖之不能继周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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