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佑先生被称为“中华香学第一人”，刘良佑（香名天之南），台湾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曾担任台湾现代陶瓷艺术学会首任会长，是台湾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知名的书画和文物研究大家，也是两岸公认的香学研究第一人。刘良佑的香学研究，不仅注重典籍，还注重实地考察。主要是去南洋香料产地大量调查，包括对日本香道的考察，对中国各窑口的再考察，终于使他建立起自己的香学系统。

所谓“香料”,就是能发出特殊气味,使我们的味觉和嗅觉上感受到刺激,并进而在情绪上形成快感的物质。在长远的历史进程里,人类在改变环境和饮食的气味、提升生活情趣、疏解生活压力、创造想像的空间,以及追求健康等理由下，东西方都在利用香料上,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可能是亚洲人种的体味普遍比较清淡,而欧洲人种的体味相对比较浓烈,因而使得东、西方世界在用香的历史进程上,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东方在于改善空间气味有关的香油、香饼、香丸、盘香、取得的成果比较多;而西方世界则在于改善人体气味有关的香水、香精、精油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比较多。

这些将自然物经提炼、合成、再制种种过程所制成的香料产品,尽管有东、西方不同的发展途径,但在制作香品的基本概念上,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尤其在“定香”的方法上,几乎是一样的,可见东、西方古文明,在香料的研究使用上确实有交流的情况,并在相互间产生了不少具体的影响。

无论从东方或是西方的历史上来看,香料最早都是因为宗教礼仪、熏香活动、饮食加味,以及治病疗养的需要而进人人类生活之中的。不过香的使用虽然有普遍的实用性,但对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却具有相当大的品味差异,因此香的选择和运用,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行为。

从中国古代香文化的记载来看,香的应用事实上十分复杂。譬如汉代之前用香以儒家《周礼》中的汤沐香、礼仪香为主,汉魏六朝则是流行家升仙思想的“博山式”熏香文化(请见拙著《灵台沉香》)。

隋唐五代不仅用香风气大盛,又因东西文明的融合,更加丰富了各种形式的行香诸法。而今天吾人所知的和香、印篆香、线香这些制法,以及熏香、烤香、焚香等等烧香诸法，早在唐代就已经发展齐备了。

▎唐代香文化

如前节所述,我国传统文化中香的使用,一般分为礼仪上的“熏香”、宗教上的“焚香”和坐课哲思的“香席”这二大类型。其中的熏香和焚香,发生的时间虽不可考,但应与原始宗教出现的时间,不致相去太远。而坐课香事的“香席”品香活动,则是儒、释、道三家在融合过程中的产物,因此要晚到隋唐之际才开始出现,而在宋、元时期发展成熟,所以唐代是中国香学史的一个关键时期。

品香在技术上,是一种巧妙操控炉中灰里炭火的热度,利用温度的变化,使棋楠香木在不着火出烟的情况下,挥发出种种迷人香气的方法。这种自然的浓郁美味,不但会在生理上产生镇静或兴奋的作用,也会在』自理上使人达到幸福、甜美、深沉种种神秘冥想的境界,所以被各方修行者奉为圣品。

棋楠虽是沉香属香木,但有别于一般的沉香(刘良佑:《香学会典》,东方香学研究会,2003.8,第43一48页),它在级别上分为六级,而只有上品棋楠才能入品。此外,这种品香用的香木,由于只出产在边唾或外域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hainan/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海南、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诸国以及印度南部,且又十分珍稀而昂贵,因之在唐代才开始出现在上层阶级中。

笔者2005年5月中旬应国家文物局之邀,随团到法门寺访问,在地库中见到了唐代地宫中所出香木实物,从质地形色可确定为“瑞香科”的沉香木,也就是《新唐书·地理志》中所提到的“南海郡”沉香贡品(请参看龚予、陈雨石、洪炯坤:《中国历代贡品大观》,上海社科院,1992年10月)。至于它是属于目前中国境内的“莞香树”,还是中南半岛的“蜜香树”,尚需进一步仔细比对。

总之,法门寺地宫香木产于非洲的说法,可能性不大。从用香工具的发展史来看,中国是在隋代才出现了适宜手握品香的小型瓷炉,在此之前,香炉都是导热快速的金属材料,或是形态硕大的固定型熏烧香炉。从历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证据上来看,南北朝经隋代到初唐,不但是鼎形器向炉形器过渡的成熟期,同时也是导热慢的瓷器材质逐渐在香具上取得优势的时期。

此外,从唐代出现的大量金盒、银盒及青瓷、白瓷、唐三彩盒等等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香药盒来看,至少在唐代的贵族生活中,极其贵重的珍稀香材已经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由于今天对于传统香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很不够,于是许多古代香盒被误判为药盒、粉盒、油盒甚至印盒,许多不同香料的香炉,也被误判为碗、灯或登,因此要把香文化和香文物挂钩,以接近其历史原貌,恐怕还有一段长路得走。

唐代用香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可从史料、文学、佛经,以及出土文物四方面来考查。在文献方面,像《唐太宗实录》、《通志》、《天宝遗事》、《明皇杂录》、《清异录》、《史讳录》、《杜阳杂编》、《本传》、《续世说》、《五代史》等文献、杂书,不但有大量的文字数据(《四库全书·子部·香乘》),更记述了皇室贵族中的用香逸事,以及关于各种香品和香物的传说故事。在史料方面有关方贡香料的记述,是另一个了解唐代贵族用香的重要参考方向。经笔者整理唐代方国土贡香料纪年资料之后发现,自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德宗贞元七年(791),这153年间,方国向唐中央进贡香料共计巧次,内容有:枫香、白胶香、靡香、甲香、豆栽香、詹糖香、沉香、郁金香等8类。

基本上,贡物的种类和多寡,必与皇室贵族们的需求有相应的关系,一般靡香的用量甚多。察香除了药用外,在香料中主要是在配制和香时,作为“活泼剂”来使用,而沉香是和香时的主要成分,郁金、甲香、豆著、詹糖和枫香等等,都是改变香味的添加剂,它们都是古人配香时的常用材料。

以撰写《后汉书》著名的南朝学者范哗,早在5世纪时就对配香的原理有所发挥,他在《和香序》中谈到各种香料的用法时说:“察本忌多、过份即害。沉实易和,过斤无伤。零蕾燥虚,詹糖钻湿。甘松、苏合、郁金捺多和罗之属,并备干外国,无取中土。又枣膏昏蒙,甲、栈浅俗……”这说明了中国的和香技术和理论,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对贵族阶级而言其实并不陌生(虽然《和香序》伪托范哗之名的可能性极大,但考虑到出自汉唐两代间之古代香料日多,且序中所言制香概念,不但与事实相符,也可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唐皇室对这些香料的大量需求,证明唐代制作合香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此外,佛教文献也是唐代另一个有关香事著录比较集中的地方,譬如:《释氏会要》、《华严经》、《楞严经》、《戒德香经》、《大唐西域记》、《妙法莲华经》、《大藏经》等等,其中都有很多佛教用香的记载。这些从外域传人的佛学经籍义理认为,在三千大千世界里,既存在有形、具体的种种和香、花香、树香、根香,也有无形的、具有象征含义的众生之香、诸天之香、诸天身香、诸天所烧之香。尤其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之中,更具体地谈到了“一切和香、一切熏香、一切涂香、一切末香”这四种香的使用方法。

另外佛教也认为用香有助于修行,譬如香严童子即因闻香而悟道,进而证得罗汉果位(《首楞严义疏注经》,《大正新修大藏经》39册第89a6一b页),所谓:“……香者……不假文字、声音、语言诊表善恶,但闻香气便能入证,即皆获德藏三昧。”(《宗镜录》,《大正新修大藏经》48册第67c0页)因此,透过鼻根香尘的修行,也是证道的法门之一。目前与佛经内容相应的唐代出土文物,已经有一个相当的数量,著名的如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92.3第64一75页)、登封法王寺二号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法王寺二号地宫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2第36一37页),以及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等等。

尤其是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各式香炉、香合(盒)、香垒子、香迭子、香案子、香匙、香碗子、羹碗子、香匙香筋、火筋、檀香、丁香、沉香、香囊、手炉、香宝子、波罗子、香笼子(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10),成组、成套地出现,使我们对唐代佛门供养的行香仪式有深人理解的可能,只是从目前研究的状况看来,此一法门显然尚未开启。其实从经籍义理而言,香文化比茶文化更接近佛学的核心,这是研究地宫文物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此外从唐文学之中最丰富的材料“唐诗”来理解唐代香文化的面貌,也是很具参考价值的。

我们从不完全的统计知道,涉及用香的唐诗至少在102首以上,其内容可分为皇宫用香、寝中用香、日常用香、军旅用香、释道用香、制香原料、合香种类、香品形式、香具类型、香笼的使用等十大内容。通过对唐诗用香内容的解读,不但发现其中所直接指出的长安宫殿名称就有红楼院、大明宫、日高殿、华清宫、长安东南角的芙蓉苑和城东的夹城,而且宫中在除夕夜摊戏逐煞、元旦朝贺、十五灯节酩宴、妃产子以及值夜、清晨上朝等不同季节、不同情况时,也都使用不同的香。其他平民百姓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无论晨起、更衣、宴饮、观舞、熏衣被也都点香、熏香。

在唐代,甚至连戍守在外的军人也不例外,《杨妃外传》中说:“贵妃以上赐龙脑香,私发明驼使遣安禄山三枚。”(转引自明·周嘉胃《香乘·卷三·六》见《四库全书·子部)可见藩镇大员也有爱香的癖好,虽说杂书所记未必可靠,但中唐元和(806一820)进士章孝标在其所写的《少年行》诗中,却有“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熏”之句,可见武人也用香。唐朝到底流行哪些香?唐诗中也透露了不少信息,其中指出的成品香和制香用原料有:鸡舌香、野蜂蜜、察香、龙脑、石叶香、沉香和乳香。有意思的是,唐诗中居然还写有唐代朝官贵族把鸡舌香(鸡舌香即今日之母丁香,果实类香料,与丁香同科,丁香体瘦如丁,母丁香体肥硕)当口香糖的情况。

此外,唐诗中所谈到的香品名称有:百和香、苏合香、御前香、翠云香等等。我们从以上所录唐诗中可以知道,唐代社会,爱香、用香可以说是普遍而全面性的。不论是帝王将相、文人释道、仕女奴脾,不论在禁宫、军旅、寺院、宴饮、寝中,只要谈到生活的气氛便脱离不了香。

▎结语

以上诸多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在唐文化中的成熟与整合,使得用香在两宋时期向精致生活升华成为可能,此外儒、释、道思想精髓,也于此时与点茶(斗茶)、插花(山石盆景)、挂画(文物陈设品鉴)和香席(品香之道)四者结合,在北宋晚期融合为生活品位上的四大标志。

所以宋人吴自牧在南渡后,为怀念北宋汁梁京师盛况而作的《梦粱录》中,就称之为“四般闲事”—即休闲之事。说到“休闲”,好像是个新鲜词,其实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文明的情致化,无非靠一个“闲情”来经营,而一个人奋斗一生,也只不过盼望在晚来余生,能得个“闲云野鹤”的养老日子。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齐收拾与闲人。”就是这个意思,否贝lJ就是贵为皇上,一生辛辛苦苦到死都不得闲,那么即便追求到再大的荣华富贵,也不过是别人茶余饭后的一段“闲话”罢了,不过古往今来也有不少智者,懂得随时随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道理,找机会享受闲静安舒的生活品质,不管是贵如十全老人的乾隆,还是市井小民,都不愿等到大限临头再来懊悔,这样才是一个起码的人生。

再者,我们检视历代文学作品时发现,若从物质生活品位的题材中搜寻,描写“香”与“茶”的分量可以说等量齐观,只是茶为现实生活中开门七件事之一,而香则为古代上层阶级和宗教生活所重视,所以社会结构一旦改变,茶的使用还不至中断,但香文化却因此与古代文明世界脱钩,远离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由于香文化是中国文明遗产中一个值得珍惜的部分，为了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远离腐蚀人心的声色犬马之害，建立一个优雅有品位的社会,今天去理解、恢复传统的香文化,其实为时还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