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三将军”张继的辛亥岁月--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河北猛男

　　张继（1882—1947），原名溥，字溥泉，曾用名有自然生、燕客、讐（音仇）、黄帝之子孙之多数人、姜白等。出生于河北沧州世家大族。辛亥革命期间，许多仁人志士还给张继起了一个绰号：“三将军”。乍闻此名，不禁让人联想到《三国演义》里的那个当阳桥上一声吼、吓退曹军八十万的燕人张翼德。诚然，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张本人生得也魁乎其伟、孔武有力，真是一个北方汉子。并且也同张飞一样，性格直率，脾气火爆，活脱脱一个顶天立地的猛男形象。

　　沧州自古乃武术之乡，张继从小便习得一身好武艺。也正是凭此身手，张被同志们视为难得一见的侠士。1904年秋天，华兴会准备发动起义。为配合这次行动，当时的领袖黄兴决定派张继北上刺杀慈禧和光绪。黄为何单单相中张继呢？一来张是华兴会当中唯一的北方人，一口流利的河北腔，不易被人察觉，同时又熟悉北方风土人情；二来他早年长期穿梭于沧州——保定——北京——天津一带，对北京周边的环境了如指掌；三来在长期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中，张继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反清信念，且具有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胆量；四来张自幼尚武，身体强健，在日本留学期间更是练得一手双手射击的绝活儿，并亲身参与了华兴会的一些炸弹实验工作，体质一流，技术过硬，无疑是最佳人选。接到任务，张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即日北上。此时张继已经剪去辫子，为了掩人耳目，他剃成光头，戴上假辫，连日在颐和园周围勘察地形，寻找安置炸弹的最佳地点。选定地点后，张继又与同志一道从天津运送炸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张甚至在由津赴京的高粱地里睡了一夜，以便摸清清军行动轨迹。只可惜后来行动款项出了问题，此暗杀最终流产。不过张继不惜生命、艰苦卓绝的精神令人钦佩。

　　不久，华兴会准备趁庆贺慈禧大寿之际，发动起义，占领长沙。孰料有人泄密，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全城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值此危急时刻，为了保证领袖黄兴的安全，张继一路跟随，持枪护卫，助黄脱离险境，东渡扶桑。据事件亲历者周震麟和曹亚伯回忆:黄兴在出逃日本的过程中险象环生，幸得张继左右护卫，最终化险为夷。原本在周、曹二人脑海里险象环生的情景，到了张继的回忆里，却没有一丝的紧张恐惧，反而像是一次惬意愉快的旅行。一面是清廷缇骑四出，到处缉拿，另一面是被通缉的革命者坐头等舱，食九江蟹，艺高人胆大，这是何等豪情与胆魄！

　　即使到了晚年，张继也偶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惊人之举。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第四届六中全会，会议主题即所谓“党内大团结”、“蒋冯阎合作”，故显得特别隆重。早晨7点，大会代表照例上中山陵谒陵，9点钟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式。坐席前排是中央委员席，后面是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席。这次核发记者出入证特别严格，记者入场也有种种严格规定，甚至照相机都不能带进会场。开幕式主要由汪精卫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尽是些套话空话，约讲20分钟就告结束。按大会议程接下来是拍照。100多名中央委员相继走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共分五排，第一排是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唯独蒋介石没有到场。记者和工作人员围成一个半圆形，中间安置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到场的中央委员刚站定，摄影就开始，数分钟后摄影结束。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打算登楼参加预备会时，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一人，只见他从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从背后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汪精卫应声倒地。这时场上大乱。患有足疾、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吓得滚在地上，大呼“救命”；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附近一辆汽车底下，只求自保。站在汪精卫旁边的张继，既不慌乱，也不躲避，而是迅速跑到那刺客背后，一把拦腰抱住。这刺客又打了两枪。接着张学良又跑到刺客身旁，猛地一脚，把他的手枪踢落。约在同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刺客胸部中弹倒地。此时的张继已年届54岁，但身手依然矫健，丝毫不输于当年。

　　早在留日期间，张便以喜欢动粗闻名于留日学生界。一次，留日学生组织励志会围绕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问题展开一场辩论。曹汝霖在讨论会中，登台演说，主张君主立宪，认为排满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伤元气，一切都要破坏。曹说罢下台，张继即上台，表示异议：“他（曹汝霖）说满人亦是五族之一，亦算是中国人，我们（张继等激烈派）黄帝子孙，怎能与鞑虏为伍！他说革命流血，人民痛苦，不错，然目下之情形，人民不是也受苦吗?他说立了宪，中国即好……”张越说声音越高，越具有煽动性，台下学子们也群情激昂，顿时分为两派，互相谩骂起来。突然曹汝霖将一只皮鞋向张继掷过来（而据曹汝霖回忆，是张继先向他扔了皮鞋）。张继自然也不客气，回敬了对方一只皮鞋，并且觉得不过瘾，索性跳下台去，扯住曹衣领，几至挥拳，让这厮尝尝自己的沧州功夫。幸好大家都来劝架，否则扔鞋的曹汝霖估计要被张揍成大花脸。也正因此事，同学们直呼张继为“一团火”。

　　1907年9月11日，身为保皇派中坚的梁启超在东京锦辉馆演讲，听者甚众。张继先是扮成听众，听到梁宣讲光绪时便大呼“马鹿”（日语骂人的话），径直跳上台去，抓住这位大才子挥以老拳。虽然梁任公笔下之文字磅礴有力，胜过千军万马，但手上之气力却不及一般男子，几无缚鸡之力。遇到“武林高手”张继，他只剩下挨打的份儿，被打得鼻青脸肿，仓皇而逃。

粗中有细

　　读过上面的文字，恐怕不少人误以为张继乃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而已。其实不然，除却利落的身手，张继还饱读诗书，在日本深造多年，一纸文字亦能风行天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革命全才。

　　张继父亲张以南是河北著名教育机构莲池书院的斋长，张自幼便在此读书，并曾师从清末桐城派大儒吴汝纶，深受传统儒学文化之熏陶。1899年，张赴日本求学，目睹当地资本主义之迅猛发展，回想国内一片凋敝情形，他暗下心愿，要救亡雪耻，用他的一首诗表达：“拳匪庚子起山东，国势沦亡伤我衷。携手扶桑须努力，少年造化胜天工。”

　　留日期间，除了在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张继如痴如醉地钻研西方政治学说。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志士中江笃介等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日本的维新变法不在眼下了”。

　　1902年初，张继通过秦力山引介，到横滨拜见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令张继颇觉意外的事是，眼前这位革命元勋，并非想象中那般气势逼人、霸气外露，而是态度极为和蔼，并亲自用盆盛水让张继洗脸，使他十分感动。自此，张继最终确立了自己的革命信念，为推翻清朝而四处奔走。

　　张继在革命阵营中所扮演的角色，绝非“打手”，而是孙、黄身边所不可或缺的“口舌”和“助手”。20世纪初年，恰是革命与改良两方势力博弈的关键期，谁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者，谁就有可能走到最后，取得胜利，故而政治宣传显得尤为重要。张继于是当仁不让，成为一名火力十足的“笔杆子”。1903年6月6日，张在《苏报》刊发一篇题为《祝北京大学堂学生》的文章，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学生“杀皇帝”、“倒政府”的先例来鼓舞人们大胆地行动起来:“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公认者。巴黎之学生，维也纳之学生，柏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树独立旗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然后他直截了当地鼓舞学生反满:“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这篇檄文分量极重，可谓吹响了学生界反满运动的集结号。章士钊事后回忆：“溥泉少余一岁，草此文时，最为纯白无疵，忠勇奋发，敢为非常可喜之论，为三命通会巫咸撮要仰望。其他不信儒言，鄙薄纲常，亦当行出色之能事。”可见此时之张继，俨然已是学子们的话语领袖了。

　　“苏报案”后，张继联合陈独秀、柳亚子、刘师培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张曾在此报上撰写《说君》一文，呼吁国人树立国民意识。对于专制君主，张认为“彼素以得之倪来之物，只图一己之淫乐，而无一毫公意，则其断送天下者，乃辱人之国，而非己之国，则在彼无所不安”。“自古及今，种种黑暗状况，都是君主专制造成的，种种罪恶，唯君主所造，何以故？以君能纳一切、吐一切，生杀一切，故国有一君，而国多百祸，世界有百君，即世界多无量祸”。虽不免失之偏激，倒也振聋发聩，对深受毒害的国民颇具唤醒之效。

　　到了1905年，革命形势渐趋明朗，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张继积极参与筹建工作，并一度担任执行部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11月，机关报《民报》创刊，张继担任第一任编辑人与发行人。当时日本警方为《民报》立案，要求张写出报纸的宗旨。张不假思索，挥笔写就六大要点，即：“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些内容为同盟会所接受，后来成为《民报》著名的六大主义。

　　除了撰文办报，张继还是位精力十足的革命活动家。同盟会成立后，需要吸纳优秀人才，扩充力量，张又协助孙中山四处网罗英才。二次革命中“三督”之一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即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同盟会的，他对张继为吸收同志而不辞劳苦，印象非常深刻。李烈钧在自传中写道：“余抵日后，先入振武学校者，士官之预备科也。在振武两年毕业后，入四国炮兵第十五联队实习一年，乃入士官学校。是时张继、王侃，张华飞均在日运动革命，吸收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余常见张、王诸友披雨衣，着木屐，毋问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联络同志，其不辞劳苦，实令人感奋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又说:“余一见总理，倾服之念油然而生，但总理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余乃承张继、张华飞、王侃三君之介绍，始得入会。”由此便知张继为此出力之多。

误入迷途

　　也正由于性子直，无城府，张继容易受他人蒙骗，走极端，闹误会。

　　1907年，由于种种原因，革命进入低潮，对现实颇为失望的张继开始从无政府主义中寻求寄托。张继开始与日本无政府主义党人的密切交往。同年春，刘师培、何震夫妇到达东京。刘以何震“女子复权会”名义出版了《天义报》。之后张继、刘师培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作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机构。张继在6月份的《天义报》和《新世纪》上发布广告，称：“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义，然仅辩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三命通会巫咸撮要有鉴于此，拟研究社会问题，搜集东西前哲学术，参互考核，发挥光大，以晌我国民。”

　　张继还曾赴欧洲考察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1908年4月，张抵达法国，特意跑到“鹰山共产村”考察。至此，张继无政府主义活动达到了一个极致。他甚至写信给章炳麟称“已作世外人，从此种麦种菜不与外人接触”。然而本是热血之人，又岂会真的息影山林？仅仅过了三个月，“猛张飞”脾气的张继厌倦了这种空虚的生活，终于悟出此行径实无补于中国革命实际。张的此番折腾，实在是荒唐的可爱。

　　然而，此期间张继还做过两件更为糊涂的事，就是分别于1907年和1909年两次参与“倒孙风潮”。第一次张是主将。1907年2月，清政府妄图“整肃海外学风”，清除革命力量，要求日本逮捕并引渡孙中山。日本西园寺内阁对此采取两面政策，即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除孙中山出境，一面又依照国际惯例，力争庇护孙中山。日本政府通过内田良平、宫崎寅藏通知孙中山尽快离日，同时由政府资助五千元，另一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资助了一万元，作为孙中山离日的经费。当时孙中山急需一笔款去两广边陲发动起义，便接受了这两笔资助。孙提取二千元交章太炎作为《民报》经费，章太炎等《民报》人员嫌少，而且对日本政府赠款五千元并无所知。孙走后，日本浪人北一辉探悉了同盟会内部孙章两边情况，便故意泄露消息，挑起矛盾。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知道后，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有损同盟会的威信”，便闹将起来。张继提出，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章太炎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把照片和批语寄往香港《中国日报》馆羞辱孙中山。正值东京闹得一团糟之时，又传来黄岗、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张继等催逼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刘认为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供应黄冈、七女湖起义急需，当时，孙黄二人正在筹划于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自杀”。因此力排众议。张继盛怒之下，再次发飙动粗，与刘揆一扭打起来。揪打之中张继猛然感觉刘揆一言之有理，孙中山先生事出有因，便立即停手，大声当众认错，刘揆一感其光明磊落，为之泪下。

　　第二次倒孙风潮本由陶成章、章太炎发动。陶到南洋筹款不顺，怀疑孙中山从中作梗，便在南洋重建光复会，发布所谓的《孙文罪状》。章太炎在东京也刊发了《伪<民报>检举状》，配合发动了对孙中山的攻击。和陶成章、章太炎相呼应，当时在法国的张继不明内情，就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他“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在内部同志一片质疑与诬陷声中，孙中山、黄兴对反孙阵营中的人进行了反击，针对陶成章的诽谤，他们在革命党人的各处报纸上一一澄清、驳斥，清除恶劣影响。利用刘师培叛徒面目暴露时机，公布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的五封信，反击章太炎为端方侦探。而对张继，孙中山则区别对待。1909年11月12日前后，孙中山亲自给张继写信，说服并教育张继：“吾兄所示之二策: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求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选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总理久矣。”在孙的亲切关怀与耐心说服之下，张继迷途知返，不仅从分裂主义泥潭中走了出来，而且也彻底地摆脱了虚无冒进的无政府主义，重新回归到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阵营中来。平心而论，孙之所以对张网开一面，即在于他深知张的为人，并非阴谋家。即使在第一次倒孙风潮中，张继确是最激烈最冲动，但毕竟没有心怀任何一点私欲，更无半点阴谋，不像北一辉那样有索赏的龌龊动机，也不像刘师培那样有背叛的卑劣目的，更没有陶成章那样有取而代之的勃勃野心。一旦了解真相，消除误会，张继就大声认错，幡然悔悟，在同志面前全无半点城府，一片光明磊落。这样的好同志，孙中山当然要悉心维护，好好培养。张继自然非常识趣，再度以饱满精神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出任议长

　　武昌一呼，天下影从。张继于1911年12月返回上海，组织国内的革命斗争。很快，清廷覆亡，民国建立。张继也荣归故里，与心上人崔振华结婚，时年31岁，堪称晚婚标兵。

　　短暂的喜悦过后，张继逐渐看出袁世凯无心共和的端倪。特别是1913年的“宋教仁案”，使得张继心生杀袁的念头。他曾经对好友说：“密陈孙黄，非扑杀此獠，吾党无中兴之日，倘吾以北人而膺参议院议长之职，世凯以便于诱惑，或者喜与吾接，即不然，议长入府议事，无见拒理，吾不难手揕其胸，为吾党了其残贼，从而四都举兵，天下指挥可定。孙黄壮其行，如计而行。”民国时代，还想用革命的那套手段来对付袁世凯，张继着实幼稚。

　　极富戏剧效果的是，该年4月25日，张继真的当选国会参议院第一任议长。他于是以“善后大借款”为理由，去总统府找袁世凯理论。谁料袁世凯狡猾得很，托故不见，并指示手下在借约上签字。国会与袁政府在借款一事上僵持一个多月，毫无结果。张继终于明白在袁的枪杆子面前，参议会与宪法皆是浮云。自己这个议长也仅仅是“稻草人”的角色。于是他愤然于6月份南下上海，与孙中山汇合，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袁斗争。虽然熬死了袁世凯，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军阀的粉墨登场，他始终未能实现早年民主共和的宏愿。

　　晚年的张继，已全无革命时代那种至情至性、至真至热的风骨，俨然给世人一副大智若愚、战战兢兢的政客面目。这或许是辛亥前后的他所未能预料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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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