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初,爽之出也,司马鲁芝留在府,闻有变,将营骑斫津门出赴爽。及爽解印绶,将出,主簿杨综止之曰:“公挟主握权,舍此以至东市乎?”有司奏收芝、综治罪,太傅懿曰:“彼各为其主也。宥之。”顷之,以芝为御史中丞,综为尚书郎。   

鲁芝将出,呼参军辛敞欲与俱去。敞,毘之子也,其姊宪英为太常羊耽妻,敞与之谋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且为人任,为人死,亲昵之职也,从众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   

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粲,彧之子也。

丁未,以太傅懿为丞相,加九锡,懿固辞不受。

    柏杨白话版:最初,曹爽出城时,军政官(司马)鲁芝,在最高统帅府留守。得到政变消息,率骑兵部队砍开津门洛阳南城西头第一门),投奔曹爽。后来,曹爽免职,解下印信,要出门时,主任秘书(主簿)杨综阻止说:“你手中有天子,又有军权,为什么全部抛掉,前往刑场?”现在,有关单位奏请逮捕鲁芝、杨综治罪。皇家师傅(太傅)司马懿说:“人,各为其主,赦免他们。”不久,任命鲁芝当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杨综当政务署助理(尚书郎)

  鲁芝出奔之前,招呼军事参议官(参军)辛敞一起行动。辛敞是辛毗的儿子(辛毗,参考二〇三年八月)。辛敞的姐姐辛宪英(参考二一七年十月)祭祀部长(太常)羊耽的妻子。辛敞跟姐姐商议:“天子在城外,司马懿紧闭城门,传言说将对国家不利,会不会如此?”辛宪英说:“我的推测是,司马懿这么做,不过是为了诛杀曹爽!”辛敞说:“会不会成功?”辛宪英说:“不可能不成功,曹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辛敞说:“那么,我又何必出城?”辛宪英说:“怎么可以不出城?尽忠职守,是人生最大的义。一个陷在困境中的陌生人,我们还要伸出援手。做人家的部属,而不尽忠职守,可是一件最大的不祥。不过,普通的部属应尽到责任,亲信的部属应献出生命(《左传》〈前五四八年〉:晏婴说:“君王为国家而死,臣属应同时牺牲;君王为他自己的私事而死,如果不是他私人亲信,便没有同时牺牲的义务。”),你应该看大家怎么做。”辛敞遂出奔城外。等到政变结束,辛敞叹息说:“我要是不跟姐姐商量,可能大义有亏!”

    何晏有自恋狂,经常用粉把双手擦得又白又嫩,走路时顾影自怜。特别喜爱《老子》《庄子道家学派书籍,跟夏侯玄、荀粲和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人王弼等,竞相“清谈”,崇拜虚无,讥嘲儒家学派的“六经”是圣人的垃圾。天下士大夫(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在职官员或退职士绅),争着仿效,成为一种风气,无法制止。荀粲是荀彧的儿子。

读书笔记:辛宪英可谓女中豪杰,能对局势有敏锐的洞察和准确的判断,但她劝弟弟出城,囿于小义而忽略大节,未可谓大智。

赵翼曰:“清谈”,起于三世纪四〇年代曹魏帝国。何晏、王弼,传播《老子》《庄子》哲学,认为天地万物,本来都是虚无。当时,阮籍也享有高名,满口是空浮的言辞,不遵守儒家学派礼教;他曾著《大人先生传》,形容世界上遵守儒家学派礼教的正人君子,都好像裤裆里的虱子。之后,王衍、乐广,仰慕他们的放浪形骸,不专心事业的态度,因而名重一时。天下称为“风流”人物的,王衍、乐广,居于首位。晚生后辈,纷纷跟进,互相比赛:看谁更浮夸、更荒诞!一时成为不可抗拒的风气。知识分子既崇拜《老子》《庄子》,贬黜儒家学派的六经(《诗经》《书经》《经》《礼经》《乐经》《春秋》);谈论内容,遂虚无缥缈,全凭伶牙俐齿。对爱惜名誉、脚踏实地的人,都瞧不起,认为放荡是通达,信守是顽固,苟且混世是高贵,刚正不阿是卑贱;信口雌黄,大言不惭是高尚,勤劳守法,循规蹈矩是无能。

  当时也并不是没有抨击,像刘颂屡次强调治理国家之道(参考二八九年十一月),傅咸每每纠正邪恶(参考二九四年)。然而,舆论却认为他们只是庸俗的官僚。裴著《崇有论》(参考二九七年九月),江惇也著《通道崇检论》,希望能够矫正。卞壶曾斥责王澄、谢鲲,说他们背叛礼教(参考三二六年六月);中国之所以受到倾覆之祸,原因都由于此。范宁也指控王弼、何晏的罪恶,比姒履癸、子受辛,还要严重(参考三六一年十月)。应詹说:三世纪九〇年代之后,知识分子鄙视儒家学派经典,崇拜道家学派道理;四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大祸,种因于此(参考三一九年四月)。熊远(参考三一三年八月)、陈(参考三一一年十二月),各有奏章评论,没有一个人不大声疾呼,打算挽回颓风,可是习气已经形成,势如江河向下游奔腾,无法改变。

柏杨:曹魏帝国的始祖曹操,是一个力行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用人行政,只要求才能,不过问隐私生活。只会讲仁义说道德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受到冷淡待遇。到了司马懿父子当权后,凡忠于皇帝或被疑心忠于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现任官员或退休士绅,大批被杀。连第四任皇帝曹髦,也被司马家的武装部队,一矛刺死(参考二六〇年五月),首都洛阳成为血窟,陷入恐怖,知识分子为了自保,遂采取一种最好的避祸方法,就是完全脱离现实,言论不但不涉及政治,也不涉及眼睛所看到的任何事物,以免激起当权派的猜忌和愤怒。清净无为的老庄哲学,正适合这个趋势。知识分子遂以谈了很久还没有人知道他谈些什么,是第一等学问,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掌权人物逮捕他的把柄。这种纯嘴巴艺术——穷嚼蛆,被称为“清谈”,成为知识分子主要的生活内容。在这种潮流冲击下,被称为或自居为“名士”的人物,应运而生,他们不敢对权势直接表示不满,但他们敢对支持权势的“礼教”“名教”之类表示不满。有些名士过度饮,有些名士装痴装狂,有些名士赤身露体不穿裤子,有些名士老爹死了不但不服三年之丧,反而不落一滴眼泪。

恐怖气氛在晋王朝建立后虽逐渐和缓,但清谈风气却没有随之过去。它的后遗症十分严重,知识分子把现实生活有关的任何情事,都看做“俗事”“鄙事”,只有穷嚼蛆才是“上等事”“雅事”,所有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结果引起全国性空前的腐烂和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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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读《资治通鉴》1143——辛宪英能明时势,何晏崇尚老庄发布于2021-07-08 1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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