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论道二皇权制度

公元前221年齐王降秦，至此秦统一七国，王更号曰“皇帝”，史称秦始皇。当时丞相王绾提出西周分封制度，因为“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秦始皇让群臣讨论，李斯以为春秋战国时期虽同姓诸侯仍相攻如仇雠，不利于国家的稳定统一，应设立郡县^【1】。秦始皇至此改封建为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县置守、尉、监。此为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时代之始。

一、时代选择了皇权制度

为什么时代选择了皇权制度？马克思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时代选择皇权制度是由当时生产力所决定的。古代中国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由于个人或家族力量的分散，不足以抵御自然灾害以及外敌的入侵，不得不逐渐联合起来，由部族走向封建。自战国起至秦汉之际，我国逐渐进入铁器时代，铁器时代的来临让有些民族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有些民族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而我们则从封建社会走向了皇权专制。

秦统一七国不仅是依靠商鞅带来的制度性变革而达到富国强兵，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铁农具普遍进入生产领域，提高了当时的生产效率，使得有足够实力支撑国家的征战扩张以达到天下一统。从此把古中国推向皇权专制的道路，再也很难回头。除非生产力再次大幅度提高，古中国才可能由皇权专制走向更高的阶段。从生产力的角度我们不难理解时代为什么选择皇权制度近二千年，比如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兴起，变国家政体为立宪君主制，随工业时代的来临，进行全球殖民扩张，无往不胜，号称“日不落帝国”。

二、皇权制度的发展趋势

时代选择了皇权专制制度，那么皇权在历史上又是如何发展的？通过秦汉至清近二千年的历史，皇权不得不面临各类挑战和困境，从制度上逐渐达到自身的完善，他的发展基本呈现两种趋势：

一、中央越来越集权。体现在兵、赋、人事任命逐渐集中于中央，中央之权集中于皇帝。这种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但由于中央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地方官员不可能事事如实俱报。如此中央不可能完全做到对地方信息的掌握，就会带来一个可怕的结果，中央会越来越不信任地方，采用各种方式将地方权力逐渐集中于中央，制度变得更纤密，也越来越僵化。从一个官名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汉地方官称郡太守，秩二千石，之后汉武帝安排刺史分道巡查“六条事”， 秩六百石，由于刺史代表中央，其权力逐渐凌驾于太守之上，之后遂改刺史秩二千石，成为州牧，辖制郡太守；唐地方官名因汉制称刺史，经过唐中后期藩镇之乱以及五代十国，宋太祖惩于前代之失，为防止藩镇尾大不掉，渐夺其权力，改地方官名为“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以朝臣充任，这是一个很显著的变化，“权知”意为暂时主管，虽然实际情况不是一个临时代理而已，但已是名实不符，中央已将地方大员的人事及行政权力牢牢的掌握在手中；明清基本沿用这一制度。

二、皇权对其它权力的挤压。一方面体现皇权对相权及官僚体制的挤压，将身为三公之尊的丞相变成明清时皇帝的“秘书”行宰相之权，秘书虽有宰相之权，更是名不副实，成为皇帝的一枚棋子而已，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废“秘书”易如反掌。由于皇权对相权的挤压，体现出皇帝对朝臣的猜忌，于是“治官之官”越来越多，比如御史台、东厂西厂等机构越加多样，造成整个官僚体制也随之而改变。虽然这种方式让皇权变得更加稳定，但严重约束了官僚体制的活性，官僚只能惟上是从，皇帝和官僚系统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而他们的对面就是整个民众；在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力量越来越分散，一天天的趋向于平等^【2】。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个平等是在皇权的脚下完成的，任何人面对皇权都显得那么的微弱，于是都逐渐成为皇权下的奴隶，如果说皇权在秦汉时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进步，有利于民族的生存，那么明清时的皇权绝不是代表进步，他已经不再适应世界的发展，成为时代的累赘。而皇权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力，变得越来越固步自封，比如明后期的“片板不得入海”，清时的“闭关锁国”，这带来的只是国家和民族的倒退。

三、皇权下权力的独占性

为什么皇权会有这两种发展趋势？这由皇权专制这种制度所决定。这种体制下，权力不容分享，若存在游离于皇权之外的权力，则皇权会出现极度的不稳定。比如失去皇权控制的外戚集团、宦官集团，东汉末年，国家很快陷入战乱，据统计东汉末至三国初，人口约减少十之八九；失去皇权控制的外州或藩镇，如南朝和五代十国，国家皇权更替变得过于频繁，战争不断，实非国家人民之福。不仅如此，皇朝的更替往往带来对前朝皇族的血腥清洗，权力让人们迷失在这个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正是这种权力不容分享的特性，使得皇权不得不向集权而发展，皇权越来越大，而民众的自由却越来越少，特别是思想上的自由，比如大清时皇权加强言论、出版、结社的管制（金圣叹就因为被诬陷结社而被杀），大兴文字狱，社会上的恐怖氛围让学者不得不关起门来搞考据上的研究，对治国之道反而讳莫如深。为什么皇权能够做到越来越集权？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所带来的结果：

其一，皇权有能力独占权力。这主要是由农耕文明这种生产方式所决定，民众自给自足，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甚至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造成民众的力量过于分散弱小，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提供相对安定的环境，利于民众的耕作生存，但皇权下强大政府的利益与民众并不是一直保持一致，政府拥有强大的力量不受监督制约，甚至可以对民众强取豪夺，只要不造成民众完全没有生存空间，民众是不会走上造反的道路（历史上对人民行暴敛而享国者数不胜数）。正是这种民众力量的分散弱小，皇权才可以毫无忌惮，做到独占权力。

其二，人性的自私。人对权力的欲望，总想一直拥有权力，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他们又能够做到，那他们还会犹豫什么呢？所以皇权只要具备能力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肯定就会那么做。皇位的继承也是采用世袭制，为子孙计也会加强对权力的攫取，以达成他们统治万代的目的。

四、皇权下的周期律

皇权专制起于秦成于汉，西东汉合四百余年，不仅将“大汉”深深的烙在中华民族的骨脊上，更将皇权专制思想烙入骨髓之中。皇权专制虽然是农耕文明选择的结果，由时代所造就，但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讲根本无能决定皇权由谁来掌握，只能身处历史洪流之中随波逐流，他们只拥有造反的权力，其他的基本无处说起。正是皇权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他强烈的人治色彩，人治中的主角——皇帝——并不能决定帝国的长治久安，皇权并不能固于某一家而不倒，反而陷入周期性的更替。

为何皇权会出现周期性更替？我们还得从皇权自身的缺陷上找问题，他的缺陷有两个：一是权力无限大，在系统内根本不能制约皇权的为所欲为；二是皇位的世袭制以及终身制，皇位的继承并不能做到选贤任能，要么就是嫡长子继承，或者在诸位皇子中“矮子里面拔高个”。

权力无限大带来的后果就是皇帝本人的飘飘然，自视“无所不能”，“无所不能”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为所欲为”，没有人能够阻止，最多也就能进谏，进谏的结果如果不是皇帝的虚心接受，就是皇帝的震怒或根本不听，很显然后者出现的情况居多，而更多时候是进谏的人少，奉迎的人反而很多，只要是皇帝的旨意，基本都能做到通行无阻，而对错是没有人去追究的。这时候的人们与其说是媚权，不如说是畏权，在权力面前人人都难得安宁。

皇位的世袭只是替民众选好了继承人，继承人的贤能与否，谁知道呢？哪怕过世的先皇对此也只是朦朦胧胧而已。历代开国的皇帝基本都知道民间疾苦，从内心上能够体会民众的苦楚，所以他们能够做到勤政爱民，视民如子，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继承者们，民众又能苛求他们什么呢？比如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讥切其先祖刘裕“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这是何其的愚蠢，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世袭下的皇权变得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血液缺少新鲜元素的注入，注定皇权的大业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历史学家常歌颂“昭宣中兴”、“大中中兴”、“同光中兴”又能怎么样呢？根本不能挽大厦于将倾。

民众作为绝大多数，作为社会的最下层者，注定了他们的诉求更难获得解决，特别是在所能依靠的皇权逐渐离他们远去，皇权的自私在官僚集团这个放大器作用之下，“上失之一寸，下失之一尺”，而民众的诉求通过官僚集团根本难以到达皇帝手中，即使到达皇帝手中，也已经让官僚集团将诉求变得面目全非。当苦难超过民众的承受能力时，便出现“民无所诉”的现象，留给民众的要么是等死，要么是揭竿而起，用手中的武器做出最后的选择。当民众成为旧朝皇权的埋葬者，却又成为新朝皇权的建立者，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面所说“他们反对的只是暴君，而不是暴政”，皇权制度依旧成为他们的选择，成为新王朝更替的祸根。时代留给他们的选择仍然有限。

五、皇权下的治民之困

皇权有这两个致命的缺陷，但作为皇权的拥有者皇帝又能怎么办呢？权力是那么的自私，面对这两个缺陷，皇帝也不能寻根治本、对症下药，因为皇权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民众的选择，每个民众都心怀帝王梦，如刘邦见秦始皇出巡脱口而出“大丈夫当如是”，即使某一个皇帝高尚到能限制权力，勤政爱民，并选一个自认为贤能的人继承皇位，但他却不能保证后世的皇帝也如此打算，皇权仍会走上原来的轨道，继续驰骋下去，直至再也不能适应这个时代。那么要保证人治下的皇权稳固，以达到长治久安，传世万代的愿望，那么他不得不研究出一套系统的治民之术，这些治民之术就是历朝历代的选举，选举出整个官僚集团来维护帝国的运转。

西汉时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东汉有“举茂才、孝廉”，魏晋有“九品官人之法”，隋唐设科举之法，沿用至大清，然天下无不亡之国。可见这些选举并不能完全做到所谓的选贤任能、治民有方，否则也不会存在皇权的周期性更替。为什么各朝各代都标榜以“选贤任能”为己事，而现实中并不能如此？这主要是由选举的目的所决定——皇权家天下。

选举制度之纤密令后世都难以相见，我们暂以东汉时的“三互法”举个例子。选举甲人到乙地任地方官，首先得“回避婚姻之家”，婚姻之家不能在乙地，其次“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则需乙地人没有在甲地任地方官，最后“两州人士也不得对相监临”，如乙人在丙地为官，而丙人在甲地为官，则甲人就不能在乙地任地方官。这些规定如此严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臣下朋党比周，加强皇权专制的稳定，然皇权的稳定和治民为公的目的并不能一致趋同。

我们接下来就唐宋以来皇权、官僚集团、民众之间的利益异同做简要分析，就更能理解皇权的实质。皇权的世袭制决定了他家天下的本质，那他的目的就很简单——传万世；官僚系统所选拔的人材虽大多数都是读圣贤书，怀揣为国为民的理想，但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显然只有个别人，大多数只是守职业的本分，有一个进身之阶，但也有人成聚敛之臣、盗臣，为祸一方；民众，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很简单——生活的相对稳定，可以生存下去，有怨可以诉。

皇权要达到家天下传万世的目的，他的统治表面上是依靠整个官僚集团，但其合法的基础是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不能过分的压榨民众，以致民不聊生，否则造成的结果将是民众拿起武器来“投票”；官僚集团的出人头地依靠的是自身的家世背景或者个人努力，更重要是依靠皇权下的选举制度，他们的利益显然取决于皇权，而与民众是没有直接联系的，这就是他们“只唯上不唯下”的根源，注定他们的利益是不会和民众一致的；民众可以依靠的绝不是官僚系统，而是皇权本身，皇权的强大是民众利益的根本保障。从这些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出皇权拥有者和民众的意愿使得皇权越来越强大，中央越来越集权，由于皇权的越来越强大，束缚了整个官僚集团，使得他们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依附皇权，官僚集团离皇权越近，就会离民众越远，在运行中根本不能做到将民众的诉求及时的反应给皇权，而皇权高高在上，又怎么看到远处民众的诉求呢？

虽然民众是皇权的支持者，但显然在这个链条中，皇权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民众却处于链条的底层。当皇权已变得更加强大，日益于民众走的更远，而民众却越来越分散，力量变得更小，又怎能制约皇权呢？

六、皇权的结束

皇权继续存在需要依靠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民众力量的分散微弱；二是民众的思维被皇权牢牢管制。而在清末这两个条件逐渐的在消失，民众的力量逐渐在增强并联合起来，外国已打开清政府的国门，日益增加的外贸通商加强了外界思想进入到民众心中。当这两个条件一消失，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清政府在内外力量的夹击之下风雨飘摇，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皇权至此结束。

如此看来，对待以往的皇权我们不必抱着一颗仇视的心态，他只是时代和民众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并不是自愿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的局限，还找不到一种更好的制度来代替它。时代已发生改变，溥仪之后就不会再有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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