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原本大学微言】沉冤莫白的“四书”

  二、从教授来访说起

    丙子年的初秋，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八月底，有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来访，他是刚从美国到湖南，参加岳麓书院孔子会议返美，路过香港，事先经人约好时间，所以才有见面一谈的机会。

不是这样，我实在没有剩余的时间，可以与宾客应酬。平常有人问我，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忙些什么呢？

我只有对之苦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一个真正立心做学问的人，实在永远没有空闲的时间。

尤其是毕生求证“内明”之学的人，必须把一生一世，全部的身心精力，投入好学深思的领域中，然后才可能有冲破时空，摆脱身心束缚的自由。

这种境界，实在无法和一般人说，说了别人也不易明白。

    自幼诵读益处多

    话说回来，这位名教授来访，谈到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汉学（中国文化）会议上，中外学者到了不少，大家共同研究读“四书”之首的《大学》一书。

当大家研究开宗明义第一章，讨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各人都发挥自己的观点，很久，还没有一致的结论。

有一位来自国内某一有名大学的学者便抢着发言说，我看这个问题，何必浪费精神，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只需把“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去掉就好了！全场的人听了，为之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这位教授说完了这个故事，当时我们在座的人，也只有为之一笑。

我便问：后来怎么办呢？他说：后来我就私下对他说，你太狂妄了……。这个人最后才向大家道歉。

我听完了说：我几十年，在国外，甚至在国内，听过这样的妄人妙（谬）论太多了，所谓“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但我心里不但震惊万分，同时也惭愧自责，感慨不已。

    因为我在童年正式读家熟（就是请先生到家里来家教），开始就是先读《大学》，要认真背诵《大学》。

长大以后，转到民国初年所谓的洋学堂读书，对于《大学》、《中庸》，早已置之不理。

但因为基本上有童子功背诵的根底，所以在记忆的影子里，始终并未去掉。后来在中央军校教授政治课，又碰到要讲《大学》、《中庸》，因此，驾轻就熟，至少，我自己认为讲得挥洒自如。

接着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川五通桥，为了地方人士的要求，又讲过一次《大学》、《中庸》。

每次所讲的，大要原理不变，但因教和学互相增长的关系，加上人生经验和阅历的不同，深入程度就大有不同了。

   但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台湾以后，步入中年，再经过历史时代的大转变，对人对事的了解更加深入。

正如清人钱谦益的诗所说：
“枥中老马空知道，
爨下车劳枉作薪”，颇有感慨。

所谓“枥中老马空知道”，钱诗是感叹自己虽然是一匹识途的老马，但马老了，毕竟是无用了，只能作废，把它豢养在马厩里，当作一匹千里马的活标本罢了。

“爨下车劳枉作薪”，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用的车轮，都是木头做的。

这种木头的轮子，在长年累月的旋转奔走之下，外表已磨得损坏不堪了。乡下人把它换掉，拿来当柴烧。当些烧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叫它做“车劳”。

“爨下”，就是指烧饭的灶下。你只要读懂了这两句诗，也就可想而知我的心境了！

    因此，当时对蒋校长所著的《科学的学庸》，虽然并不能认同其见地，而且我对学问的态度，也决不苟且，但政治部邀请我去讲，如果我拒绝，在当时的人情面子上，也是势所不能。

这中间微妙关系的自处之道，正如《大学》后文所讲“缗蛮黄鸟，止于丘隅”，“于止，知其所止”，完全在于操之一心了。

    而今回想起来，我也真的有过很多次冲动，希望有一两个后起之秀，能够立志研习原始儒家的学问，我将为之先驱，如清人龚定庵所说的“但开风气不为师”。

然而，我也毕竟失望了。我也曾经对一般成年的学者同学们讲过几次，希望记录成编，但每次的记录，我都不满意，又加舍弃。

不是同学记不好，实在是我讲得不透彻，讲得不好。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不过，要真正做到百无一用的书生，确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代价也太高大了。

    三、沉冤莫白的“四书”

    《大学》，是“四书”的第一本书。《中庸》，算是第二。其实，这样的推算，是根据历来“四书”印本的编排次序而说的。

说实在一点，《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参）所写的一篇学习心得论文。

《中庸》是曾子的学生，也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写的一篇学习心得论文。

从宋代开始，把编入《礼记》中的这两篇论文抽出，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总名便叫“四书”。

    被误用于考取功名

    如果我们把时光倒流，退回到八九十年前，提起“四书”，几乎是无人不知。

它的威名，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所有思想，十足牢笼了一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大致都不敢轻越雷池一步。

特别从宋代以后，再严谨一点来说，从南宋以后，一个知识分子，想寻一条生活的出路，尤其以考取功名，达到读书做官的谋生之道，非熟记四书，牢牢背得四书不可，

尤其要依据朱熹的见解，就别无偷巧的办法。这也等于现在的年轻人，起考进学校，取得学位，就要死背活啃课本上的问答题，都是一样“消磨天下英雄气”的关限。

除非你像明末清初时期山西太谷一带的同乡们，第一流头脑人才，必要经商致富，真正没有这个勇气和胆识的，才勉勉强强去读书考功名。

    元、明以后到清朝六七百年来，所谓三级取士的阶梯，由县试考秀才，进而从乡试（全省会考）考取举人，到全国大考，进京考进士，中状元，始终不离开四书、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这一连串编成的书本。

不然，纵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能通诸子百家之学，但文不对题，离开考试取士所用的四书、五经范围，那就休想取得功名，与读书做官的通途，永远是背道而驰了。